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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外资是一个好东西，但如果作为本国资本的补充，是很好的，可以带来新技术，新的管理方式和思想，可如果外资成为统治级资本，那就大大不利了，会造成大量利润外流，本国沦为殖民地经济，持续失血。小国自不用说，连俄国这样的大国，在19世纪末期，在大量外部投资下，经济飞速发展，可经济危机爆发后，外资大量抽离，导致俄国爆发了革命。

    伊斯梅尔现在已经执政了十年之久，他所能进行的改革基本都进行了，甚至建立了埃及议会。

    可距离他理想的状态，相距甚远，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，导致了各种问题。大量的外债和外资，已经严重压制了埃及本国资本的积累。

    但想要改变，已经为时已晚，因为伊斯梅尔发现，埃及根本无力抵抗。欠了英法和中国三亿多英镑债务，欧洲公司的债务有运河收入担保，英法的债务，却只能不断的将矿产等资源抵押出去，甚至连海关现在都被英法和欧洲公司控制。

    由于已经无法从运河收入中直接得到财政收入，所得都被用来偿还债务，关税也基本上被三国拿走，这让伊斯梅尔即排斥欧洲公司，又排斥英法，经济困难，加上数代君主的现代化改革，埃及新生的民族主义者排外情绪高涨。

    要求收回运河，收回海关，收回铁路，收回矿产。这时候伊斯梅尔反而害怕了，收回这些东西他也想啊，可真这么干了，估计埃及就完蛋了。落后国家的尴尬就在于此，不发展，死路一条，发展了，矛盾激化。除非咬牙一口气冲上先进国家阵营，一个停顿，就是万劫不复。要么是因为发展，点燃了矛盾，社会崩溃，陷入长期的暴动和混乱之中，非洲大多数国家和阿拉柏国家后来就落入这样的困境。要么是停顿之后，再也积攒不起力量，陷入了长期停滞之中，阿根廷、菲律宾等南美和东南亚国家就是这样，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，不上不下。

    由于伊斯梅尔不敢跟世界三大列强同时叫板，反倒是让他改革中培养出来的民族精英，开始对他不满，将埃及的贫弱归因于伊斯梅尔的软弱上来。

    大革命的思想是一把双刃剑，激发出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，是改革的动力，同时过于强烈的民族情绪和爱国情绪，却失去了理性，伤人伤己。

    伊斯梅尔这几年只能不断的压制民族运动，对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忧虑不已，同时采取加强宗教信仰的方式，希望通过共同的回教精神，团结所有民族。

    这种情况，直到德法开战之后，终于得到了改观。就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，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机会一样，德法战争爆发之后，英法商品无力继续倾销埃及市场，英法资本也无力继续入侵埃及，甚至开始从埃及撤退，廉价变卖了大量资产。

    于是一直苟延残喘的埃及纺织工业得到了喘息之机，不但完全独占了一个过去被英法垄断，开辟出来的市场，甚至由于英法陷入战争之中，埃及产品都可以出口欧洲。诸如基于埃及棉花的纺纱、纺织工业，加工埃及小麦的面粉加工业，开始蓬勃发展。

    这其实也不仅仅是埃及独有的机会，没有参战的国家，都能享用这个欧洲资本和商品退出，留下的市场空间。只是埃及近水楼台，加上有一定基础，发展的格外快速。战争打了一年，埃及迅速成为世界上排名靠前的机器进口大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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