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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城市化的发展，电力只是一方面，甚至不是主要原因。城市吸引人居住的最大原因，只能是城市比农村更舒适。

    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解决许多城市顽疾，比如为生问题，医疗问题，教育问题等等。而这些问题，都在这二三十年中得到了解决，城市的下水道排污技术，自来水供应技术走向成熟。城市天然的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加集中，城市创造知识的速度远超封闭的农村。

    当城市的这些优势都开始出现之后，城市才变得有吸引力起来。以前人口从乡村往城市流动，主要是生活的压力所迫，乡村无法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工作，而城市可以，所以人们涌入城市是为了生计，而不是为了生活。现在他们觉得城市生活更舒适，不但是新一代的年轻人，就连一些地主老财都开始在城里买房安居，城市化自然而然的就加快了。

    除了这些公共管理，城市管理也变得正规且严格。跟农村一样，城市也建立了兵役制度等相关制度。

    城市居民也像村农居民一样，需要服兵役。中国的人口数量，就算城市人不服役，事实上也足以应付所有的战争危机。但城市居民远离纪律部队的危害是，一旦社会出现问题，城市会很容易失控。城市服役制度，更像是一种应急预案，当经济危机或者其他问题出现的时候，可以将城里人组织起来。

    但城市全日制的工作方式，很难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体系，所以城市兵役制度，抽丁比例比农村更低，只有十丁抽一。这是建立在历次经济危机的数据上的，因为经济危机中，带来严重社会危机的，就是失业问题，而失业率在经济危机期间，其实也就一成左右人口突然失业，将这一成人口武装起来，就足以应付严重的经济危机了。到时候经济体能够吸纳其他劳动力更好，无法吸纳，失业率也不足以颠覆社会秩序。救济的人群更少，而武装起来的軍队，又是维护秩序的力量。

    为了在城市中建立动员体系，跟农村一样，建立了户籍制度，鉴于万恶的户籍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，现行的户籍制度相对自由，更换户籍十分容易，基本上只需要去当地县衙户科进行登记即可。

    随着户籍的建立，其实城市秩序的威胁，已经不是无组织的流民问题了，而是有组织的对抗势力，工会问题是这个时代的世界难题。中国的议会制度运行之后，也慢慢磨合成熟，比西方的议会权力要小，但比之前中国的强权政府一家独大的局面也不相同，议会是有一定权力的，在立法权、批准预算的权力上，跟西方类似，但官府为自己争取到了更高的执政自由，官府几乎可以做以前能做的任何事情，事后只需要向议会进行解释即可，就是所谓的先斩后奏之权。

    这并不是周琅有意打造的制度，而是权力博弈的结果，只能说中国的议会还不太懂得如何跟政府博弈，或者说在使用权力的方式上，政府里那群精英更擅长。

    议会斗争依然激烈，但议会变得有序，斗争的双方都不是多数派，商会和工会势力，依然比不上士绅力量，士绅议员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三分之二以上，因此议会一直是士绅主导，不过工会代表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越了商会力量。

    自然利益关系，依托同乡会组织工人的商会，渐渐在对工人的影响力上，比不上工会，工会也渗透进入了商会旗下的工厂，甚至主要的工会成员就是是参与商会的工厂主的工人。商会控制的宗族性质的同乡会工人数量，已经下降到了城市工人的三分之一。

    同样的，工会管理的工团资本运行开始出现问题，他们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，开始出现经营问题。工会领袖的腐敗问题频发，工会资产的管理效率低下。有好领导的工会资产，将大量利润用来改善工人的居住环境，给工会成员发福利，却忽视了改善生产条件，机器设备陈旧，工团资本的工人工作也很是问题，由于工团不怎么开除工人，工人的工作压力不大，很多人消极怠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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