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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些公社都是一些选出来的长者，当然不可能像后世的选举那么公开透明，此时真正公平的选举连英国人都做不到，贿选之风弥漫在民主国家。于是就形成了一批长期垄断农奴村社长老职务的家族，有的家族是依附于贵族领主，借助领主的权力巩固自己的地位，有的家族则是因为人数多，带有宗族制的因素，大多数则是家境更好的农奴靠小恩小惠收买邻居，得到这些管理职位，这些村社长老才是真正掌管农村社会的人。

    以前他们需要为贵族地主、沙皇和国家负责，帮助他们征收赋税和兵役。

    对内他们则一手遮天，他们掌握着重分土地的权力，是村社中最大的之一；行使警察职责，维护村社治安，执行习惯法规范，追捕流浪汉、逃亡者和逃兵、罪犯，限制农民外出，对不严重的过失处以罚款，对欠缴税款的债务人处以强制劳动，处理农民之间纠纷，审判刑事犯罪等职责；他们还是教会和信徒之间的纽带，督促村民履行对教会的义务，关心教会的情况，安排宗教生活，照看教堂和神甫，过宗教节日和按时举行耕作仪式，组织其成员修建教堂。教会与长老们互为依托，共同统治着广大农民。

    这些人类似于中国的乡绅阶层，是基层社会中真正的管理者、统治者和保护者，也不能说只有坏作用，没他们基层就无法运转。中国軍队直接将分配地主土地的权力交给了他们，有胆大的就会分配下去，胆小的威望就会受到损害。

    总之中国軍队所过之处，对俄国农奴制是一个巨大的冲击，而这种冲击是以前沙皇极力避免的，因为农奴制根本就是俄国社会的基石。改变可以，得找到替代农奴制作用的方式，否则会引起巨大的混乱。就像中国的乡村社会一样，破坏了作为底层精英和道德引导着的乡绅阶层之后，中国乡村社会开始迅速土豪劣绅话，政府必须依靠那些在农村说的赏花的人进行管理，结果出现了恶霸治刁民的这种社会现象，农村社会持续的下流化。

    因为一个比较规范的乡村社会，是成百上千年儒家道德教育的结果，这种破坏很难通过高效的现代管理方式组建起来。周琅吸取了经验教训，尽管知道地主阶层不是支持自己的那个阶层，可他一直都在维持地主们对乡村的控制。当然地主们跟俄国的村社长老一样，不都是好东西，可既然他们跟村民们生活了几辈子，多少还有点谱，形成了故老相传的习惯法。如果地主们真的不是东西，曾国藩他们也就不可能利用地主来镇压农民起义了。

    所以说中国軍队现在做的事情，其实算不上真正解放了农奴，让他们变成自由人了，因为没有打破这种传统的习惯法。

    但老百姓都认可这种习惯法，所以当中国軍队把贵族的财产交由他们的长老分配后，大家都觉得得到了实惠。后来俄国政治家斯托雷平改革的时候，希望把村社土地私有化，分给每家每户，结果还遭到普遍反对。因为他们习惯了土地按照传统原则定期公平的分配，而不是交给私人所有。

    中国軍队不但没有打破这种习惯法，而且还间接加强了村社长老阶层的权力，因为打碎贵族通知之后，他们不用向上面负责了，手握重新分配地主资产，尤其是那些一直是村社里最好土地的地主所有良田，对所有社员都有极大的吸引力，这是一项重要的权力，掌握了土地分配权力的长老们，简直控制了农村的一切。

    对村社制度的加强，让大军所过之处，没有造成社会动荡，反而可以从村社中获得一些补给，用金银采购物资，俄国人得到的实惠不少。

    这些金银流入俄国市场，甚至对俄国经济是有促进作用的，可中国人将金银带进俄国，俄国政府却要把这些金银收走重新还给中国人，当然是以赔款的形势了。

    中国已经花费了近八亿两白银的军费，最后两年其实正在变少，因为随着运输通道的畅通，最军费支出中很大比例的运输成本在减少，委托给晋商的运输量几乎占到了百分之八十，市场化总是成本最低的。

    之所以委托给晋商，这是周琅的国策，需要锻炼这些人的大规模组织能力，他们现在可以为上百万大军提供给养，将来就能往俄国运输上百万人需求的商品，战争只是暂时的，商业却是永恒的，未来世界是商战的世界，他需要培养中国商人方方面面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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