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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为了避免因宗教问题带来的不信任，周琅挑选的第一批官员，都是回教信仰的官员，这些官员在中国也为数不少，当然比例上远远不如汉人，更不如满人，可总量上依然不少。这些人信仰的是回教，可读的政治书籍，同样是四书五经，治世的学问，同样是农业书籍，诸如农政全书之类的教科书读物。

    周琅亲自招募了这些人员，告诉他们将去印度做官，管制待遇一应类比国内，并且叮嘱他们爱民如子之类。

    周琅可不是征服者，他是去传播文明的，不是压榨财富的。只有真正带给当地人实惠，才能得到当地人的支持，这个道理亘古不变。

    这些人到了印度后，面对的困难很多，最大的问题就是亨利皮特的不配合。亨利皮特不喜欢免除赋税这样的怀柔政策，他恨不能立刻效仿东印度公司那样，把赋税收上来，然后用收取的赋税套取印度的商品，再转售出去赚取利润。

    但这些中国官员坚持要免除赋税，他们还跟当地的望族结交，因为按照他们的观念，异地当官就得跟乡土豪强打好关系，这样做什么都顺手。

    当地其实也没什么豪强，跟中国家族传承的方式不同，印度的地方势力，是以包税人的身份存在的，他们不是因为掌握了土地而拥有权力，而是因为掌握了收税权而拥有权力。

    东印度公司的办法是，提高这些包税商的税收额度，如果不同意的，就取消他们的包税权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将大量小封建主的包税权转给了一些富商，这些富商比封建主更加狠辣，压榨的方式更加高效，他们向东印度公司多交的税收最后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，而且他们还能因此致富。由于这些包税商的权力来源于东印度公司，他们很快就成了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基层的可靠爪牙。

    按照东印度公司的话来说，是培植起了一个地主阶级，作为殖民政权的支柱。

    亨利皮特打算效仿英国东印度公司，提高包税额度，将包税权授权给富商，在借新扶持起来的这些富商，来统治殖民地；但这些中国文官反对，他们要求轻徭薄赋，并跟当地土地阶层建立更紧密的联系，说白了这些文官是希望通过跟旧势力分享权力，来进行统治。

    结果就是，很快这些跟当地统治阶层同样信仰的文人，得到了当地传统豪强的支持，这些传统豪强甚至将这些中国文官当作他们对抗公司的后盾。

    亨利皮特十分气恼，写信请求周琅把这些人调回去，周琅是个商人，他也很倾向东印度公司那一套培养新的傀儡，取代旧势力的做法，这样做确实很好，印度人怀念了英国人几辈子，可不就是有这些英国扶持的买办存在吗，同样的道理，估计香港的某些势力，也就这么回事。

    可是这些中国文官的办法稳妥，还是英国人的办法能够建立更长久有效的统治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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