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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但从专业角度出发来看，这种影响是长期性的，传导性短期内还释放不出来。因此增加税收的最有利方法，从技术角度来讲，还是开征新税。等到税种实在多的影响了征税成本，那么就来一次清减，还美其名曰改革，后世香港的征税方法就十分精简，被称为简单税制，对许多国家以启发，纷纷流行起了税种合并，简化征税方案的改革。

    而周琅打算开征普遍性商税的目的，还有深层次的考量，那就是他一直打算从根本上重组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。

    中国传统社会是集权的，政治的，去商业的，这跟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有关，大一统之后，贸易不再是唯一的物资交换方式，过去秦国和赵国，齐国和楚国之间的必需品交换，必须通过商人来进行，现在突然发现，一个高度一致的政权，通过行政命令来调转资源，更加的高效和便利，于是商业不再是不可取代的了；加之儒家道德开始被文人和执政者普遍接受后，统治者越来越不能接受商业中存在的逆道德因素。

    商业是逆道德的，当然商人也可以做好事，甚至有许多大慈善家，但这改变不了商业的本质，商业的本质就是竞争，就是优胜劣汰，就是高效取代低效，就是强者取代弱者，所以当发生灾害的时候，商业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是囤积居奇，坐看穷人饿死，商人获得超高利润。结果就是商业造成了缺乏社会竞争力的穷人被淘汰了，富人活了下来。

    可政治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，却是救济，不考虑成本，而是考虑一个底线，那就是让人尽可能的活下去，但这在一定程度上，是去竞争的，去优胜劣汰的，保护了低效，保护了弱者。因此政治未必是道德的，但在一定程度上，他比商业更讲道德。这就是为什么讲究道德的儒家思想，会慢慢跟政治靠近，最后紧密结合在在一起的深层原因。

    但如果社会长期的的政治化，缺乏商业驱动，竞争就会不足，缺乏活力。低效的，衰弱的成份会一点一点的积累下来，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弱化。从人的角度来讲，中国长达几千年的这种政治化组织方式，保护了弱者，也保留了低效。

    弱的不是人种，而是思想意识，是认知观念。所以中国文化中，会出现依赖群体，盲从等等特征。当灾害发生的时候，普通人本能的想的不是如何自救，而是抱团取暖。就连这个政治化社会的商业文化，也不喜欢竞争，商人更喜欢在政权的庇护下做生意，不管是十三行的行商，还是扬州的盐商，或者是山西的票商，所有人都把维持跟政府，跟官员的关系，看作重中之重。这就是思想观念的弱化，是长期被强力组织保护的后遗症，产生了大批巨婴。

    相比在商业文化的高竞争状态生存下来的西方人，思想观念中的竞争意识十分强烈，非常具有冒险精神，具有独立个性。

    单个人的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对比还体现不出来，可如果千千万万人的差别加在一起，区别立刻就体现了出来。

    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有海外开拓的情况，比如中国的下南洋，西方的大航海，区别是西方人是主动的，中国人是被迫的。西方开拓海外殖民地，上到贵族、学者、官员，统统加入到这样一个事业中来，中国人下南洋都是一群实在活不下去的穷人被迫的选择。于是西方人海外开拓时，他们去征服，去学习，去统治，中国人呢，唯一的目的，就是谋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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