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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政治上，不但不能加税，反而为了拉拢土地精英阶层，还得不断的免除赋税。

    在丢失农业社会中最大财政收入来源的地税之后，贸易和关税又无法弥补财政缺口，金融市场完全缺失的情况下，周琅发现除了进行税制改革之外，没有别的缓解财政危机的好办法。

    于是他再次向王辅茞提出，要在福建全省各地建立统一的商税征收机构，向每个县，每个镇，每一个集市，都派遣收税官，让他们直接向商人收税，然后直接交付省府。

    周琅并没有破坏福建省的建制，占领福建之后，福建省依然是福建省，省府就是周琅的统治机构，王辅茞是这个机构中地位最高的文官，福建巡抚。

    之前财政最紧张，还没有缴获福州赃款的时候，周琅曾经就向王辅茞提过，在凤山县广泛设置商税机构的建议，但当时王辅茞拒绝的很干脆。

    王辅茞的理由让周琅十分诧异，竟然表示说，行商坐贾小本买卖者，所经营的无非是针头线脑，丝麻布帛之类关系到民生的买卖，还提出明太祖朱元璋当年明令免除书籍笔墨农具，舟车丝布之类的税率，下诏“嫁娶丧祭之物，舟车丝布之类，皆勿税”，他儿子朱棣再次重申关于民生之类的商品免税的原则，下令“嫁娶丧祭时节礼物，自织布帛、农器、食品及买既税之物，车船运己货物，鱼蔬杂果非市贩者，俱免税”。

    中国古代王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，可周琅觉得从实行过程来看，这简直就是一个悖论。

    西方实行重商主义，国家税收主要来自于商人，中国实行重农主义，反倒要从农民身上榨取最多的物质资源，重农抑商难道不应该是努力降低农民的负担，将其转嫁到商人头上？

    朱元璋和朱棣分别下令免除婚丧嫁娶、舟车丝布等民生相关产品的税收，可农业社会，哪里有多么复杂的商业分类，商人经营的多数都是关乎衣食住行的必需品，一旦免税的话，整个商税的基础也就破坏了。

    难怪宋朝时候商税可以达到财政收入的一半，元朝的蒙古统治者更是什么样的钱都要搜刮，到了明代结果财政反而完全依靠农税，简直是回到了商鞅变法的时代。

    明朝除了免除相当多门类的商品税收，而且对征税的行业也实行低税率，朱元璋下令，“凡商税，三十税一，过者以违令论”，其实清朝康雍乾三朝执行的也是大致相同的政策，康熙甚至明确表示，商人是四民之一，要利民便商，严禁权贵在商品集散地干扰商人贸易。

    康熙明确下令，“王公以下文武大臣各官家人，强占关津要地不容商贾贸易者，在原犯之地枷号三个月。系民责四十板，旗人鞭一百。其纵容家人之藩王罚银一万两，公（爵）罚银一千两，俱将管理家务官革职。将军督抚以下文武各官俱革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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